家
文学生活五十年（代序）
巴金

	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，唯其不善于讲话，有思想表达不出，有感情无法倾吐，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，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，于是我写了小说。
	我不是文学家，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。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。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，但不是为了学习，而是拿它们消遣。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。我开始写小说，只是为了找寻出路。
	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，在二三十个所谓“上等人”和二三十个所谓“下等人”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，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、轿夫们的悲惨生活，在伪善、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，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。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，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，又怎样医治，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，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，受苦，没有青春，没有幸福，终于惨痛地死亡。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、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。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。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，想找寻一条救人、救世，也救自己的路。说救人救世，未免有些夸大，说救自己，倒是真话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：我有感情无法倾吐，有爱憎无处宣泄，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，一颗心无处安放，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，我就活不下去。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，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，我寂寞，我痛苦，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，我想念祖国，想念亲人。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，人民正在遭受屠杀。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，他们是沙珂（N．Sacco）和樊宰底（B．Vanzetti），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，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，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“演讲会”、“抗议会”的海报。我读到所谓“犯人”之一的樊宰底的“自传”，里面有这样的话：“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，每张口都有面包，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，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我非常激动，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。
　　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（Pantheon）旁边的都纳富尔街（Tournefort），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，在阴雨的黄昏，我站在卢骚的铜像前，对这位“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”的“日内瓦公民”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。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。（回信后来终于来了，樊宰底在信中写道：“青年是人类的希望。”几个月以后，他给处死在电椅上，五十年后他们两个的冤案才得到昭雪。我在第一本小说（灭亡）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。）就是在这种气氛、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（NotreDamedeParis）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，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（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，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），让我的痛苦，我的寂寞，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。我过去的爱和恨，悲哀和欢乐，受苦和同情，希望和挣扎，一齐来到我的笔端，我写得快，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，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。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，我得到了拯救。
　　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，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。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，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─吉里把它寄回中国，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，徵求他的意见，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，给我的大哥看（当时印费不贵，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，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。）。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，朋友告诉我，我的小说将在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，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，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。《小说月报》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，它给我开了路，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。
　　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《小说月报》上连载了四期，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。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，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，我大哥见到了它。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，我就删去了“献词”。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，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《家》，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（《时报》）上连载，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，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。但是通过这小说，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，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。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。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、雨果、左拉和罗曼·罗兰。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。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，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。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，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。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。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，不说假话。除了法国老师，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·赫尔岑、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和高尔基。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《父与子》和《处女地》，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，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。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；我也有日本老师，例如夏日漱石、田山花袋、芥川龙之介、武者小路实笃，特别是有岛武郎，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，但我经常背译有岛的短篇《与幼小者》，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，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。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。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。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，中国社会生活。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，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，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，我边写作，边学习，边修改，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。
　　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，就在上海定居下来。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，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。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，他住楼上，我住楼下。我自小害怕交际，害怕讲话，不愿同外人接洽。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，我也可以保持安静，不让人来打扰。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，将原稿放在书桌上，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。例如短篇《狗》就是这样写成，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的。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，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。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。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：“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。”最初几年中间，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，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。我完全靠稿费生活，为了写作，避免为生活奔波，我到四十岁才结婚。我没有家，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我到各处去看朋友，还写一些“旅途随笔”。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，不停地写作。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：“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，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，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，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，它们使我的手颤动。我不停地写着。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：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，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。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，似乎许多、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。我忘了自己，忘了周围的一切。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。我时而蹲在椅子上，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，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。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《家》和其他的中篇小说。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，他们鼓励我，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。”这就是我作为“作家”的一幅自画像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的战争，使我换了住处，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，也没有停止写作。
　　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，我喜欢日本小说，想学好日文，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。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，一天半夜里“刑事”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，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《神·鬼·人》。这年八月，上海的朋友创办了生活出版社，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。我编了几种丛书，连续二十年中间，我分出一部份时间和精力，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。写作的时间少了些，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，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。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，我离开上海去南方，以后又回到上海，又去西南。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，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。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就是这样写完的。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“窝”，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，随身带一些稿纸。在那些日子，我不得不到处奔波，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。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，我写《憩园》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，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，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，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，便坐下写起来。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《死魂灵》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，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，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才写完，出版。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《憩园》的末尾，电灯不亮，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，可是文思未尽，烛油却流光了，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。……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。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《寒夜》，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，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。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，我自己也称它为“绝望的书”。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，来控诉旧社会，控诉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。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。一九七九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，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，我就写着：“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。”过去有一个时期，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，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《寒夜》的书带上看到“希望的书”这样的话，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。说得好！黑暗到了尽头，黎明就出现了。
　　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（但是我学得很不好）。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，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。可是，我没有充份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，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，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。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。有一个时期（一九五二年），我到朝鲜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“深入生活”。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，同他们一起生活，我有些胆怯。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，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，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。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，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，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，他们对我格外亲热。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，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。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。这些大部份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，他们以吃苦为荣，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。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生命。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，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，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。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《第四病室》的时候，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：“变得善良些，纯洁些，对别人有用些。”我爱上了这些人，爱上了这个环境，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，我不再想到写作。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，因为那些人、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。我一共住了一年。第二次回来，还准备再去，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，我离开斗争的生活，旧习惯又逐渐恢复，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，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，甚至联系中断。因此作品写得不多，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像。此外，我经常出国访问，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、赞美新社会、新生活的散文。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“罪证”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中作为“大毒草”受到批判，我也被当作“大文霸”和“黑老K”关进了“牛棚”，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，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。
　　有一个时期，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，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，我认为自己是“罪人”，我的书是“毒草”，甘心认罪服罪。我完全否定自己，准备接受改造，重新做人。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“身体健康，永远健康”。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，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，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。可是“四人帮”的爪牙，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，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。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，我居然那样听话，诚心诚意地，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。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，别人在愚弄我，我感到空虚，感到幻灭。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，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，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。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“自行消亡”。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。我能分析自己，也能分析别人，以后即使受到“游斗”，受到大会批判，我还能够分析，研究那些批判稿，观察那些发言的人。我渐渐地清醒了，我能够独立思考了，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。在批斗了七年之后，“四人帮”及其党羽王洪文、马天水、徐景贤、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，“决定”把我的问题作为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、不戴反革命帽子”，只许我搞点翻译。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。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。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·赫尔岑的回忆录《往事与随想》，每天翻译几百字，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，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，咒骂“四人帮”的法西斯专政，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。我就这样活了下来，看到了“四人帮”的灭亡。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，我又拿起了笔。
　　我拿起了笔，我兴奋，我愉快，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，我要写，我要多写。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，我今年已七十六岁。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，不能让它白白浪费。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，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，一部《创作回忆录》，五本《随想录》，翻译亚·赫尔岑的《回忆录》。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，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《回忆录》的第一册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，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。有人把我当作“社会名流”，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；有人把我当作等待“抢救”的材料，找我谈话作记录。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。写什么呢？我写小说，不一定写真实。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、经历作一个总结。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，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、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！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，都经受了考验，也都作了表演，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，实在可笑，实在愚蠢。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。我常常这样想：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，认真地解剖自己，真正弄清是非，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，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，把残忍、野蛮、愚蠢、荒唐看成庄严、正确；以“无知”作为改造的目标。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。我要写两部长篇，一方面偿还欠债，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。
　　我曾经说过：“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。”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；停止探索，我就写不出作品。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，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。我不是一个文学家，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份。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，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。让·雅克·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。我常常解剖自己。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，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。爱与憎的冲突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……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，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、全部作品。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。我说过：“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。”
　　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、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。我想来想去，想的只是一个问题：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，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怎样对读者有帮助，对社会、对人民有贡献。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，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。“四人帮”的爪牙称我的“文集”为“十四卷邪书”。但是我在那些“邪书”里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，歌颂高尚的情操。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，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。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，爱祖国、爱人民，爱真理、爱正义，为多数人牺牲自己；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，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。──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。一九四四年，我在《憩园》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：“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，让人们互相了解。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，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。”
　　一九三五年，小说《家》出版后两年，我曾经说过：“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。我的敌人是什么？一切旧的传统观念，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，一切摧残爱的势力，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。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，并没有作过妥协。”我因为这一段话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受到多次的批判。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，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。《家》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。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，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──一个“我说了算”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，还有一些钩心斗角、互相倾轧、损人利己、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──我的长辈们，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，还有受苦、受压迫的“奴隶”们。我写这小说，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，我读这小说，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。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，多么幼稚！多么单纯！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·丹东的话：“大胆，大胆，永远大胆！”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，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。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“我控诉”。我写完了《家》和它的续篇《春》和《秋》，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。今天，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。但是，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，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“徘徊”，我虽然年过古稀、满头白发，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，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，绝不放下手中的笔。……
　　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，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，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今天出席这次大会，看到许多新生力量，许多有勇气、有良心、有才华、有责任心、敢想、敢写、创作力极其旺盛的，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、中年作家，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。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，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，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，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，我要同大家一起，尽自己的职责，永远前进。作为作家，就应当对人民、对历史负责。我现在更加明白：一个正直的、有良心的作家，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、胆小怕事的人。”
　　巴金 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<<《激流》总序>>
　　几年前我流着眼泪读完托尔斯泰的小说《复活》，曾经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：“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。”
　　事实并不是这样。生活并不是悲剧。它是一场“搏斗”。我们生活来做什么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？罗曼罗兰的回答是“为的是来征服它”。我认为他说得不错。我有了生命以来，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寒暑，但是这短短的时期也并不是白白度过的。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，知道了不少的事情。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，但是我并不孤独，并不绝望。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，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，通过乱山碎石中间。
　　这激流永远动荡着，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，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。在它的途中，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，这里面有爱，有恨，有欢乐，也有痛苦。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，具着排山之势，向着唯一的海流去。这唯一的海是什么，而且什么时候它才可以流到这海里，就没有人能够确定地知道了。
　　我跟所有其余的人一样，生活在这世界上，是为着来征服生活。我也曾参加在这个“搏斗”里面。我有我的爱，有我的恨，有我的欢乐，也有我的痛苦。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：对于生活的信仰。我的生活还不会结束，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。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点概念。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，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情。
　　在这里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。自然这里只有生活的一小部份，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、欢乐与受苦所构成的生活的激流是如何地在动荡了。我不是一个说教者，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，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。
　　有人说过，路本没有，因为走的人多了，便成了一条路。又有人说路是有的，正因为有了路才有许多人走。谁是谁非，我不想判断。我还年轻，我还要活下去，我还要征服生活。我知道生活的激流是不会停止的，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！
　　巴金１９３１年４月


第一章

　　风刮得很紧，雪片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，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。左右两边墙脚各有一条白色的路，好像给中间满是水泥的石板路镶了两道宽边。
　　街上有行人和两人抬的轿子。他们斗不过风雪，显出了畏缩的样子。雪片愈落愈多，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，向四处落下，落在伞上，落在轿顶上，落在轿夫的笠上，落在行人的脸上。
　　风玩弄着伞，把它吹得向四面偏倒，有一两次甚至吹得它离开了行人的手。风在空中怒吼，声音凄厉，跟雪地上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，成了一种古怪的音乐，这音乐刺痛行人的耳朵，好像在警告他们：风雪会长久地管治着世界，明媚的春天不会回来了。
　　已经到了傍晚，路旁的灯火还没有燃起来。街上的一切逐渐消失在灰暗的暮色里。路上尽是水和泥。空气寒冷。一个希望鼓舞着在僻静的街上走得很吃力的行人──那就是温暖、明亮的家。
　　“三弟，走快点，”说话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，一手拿伞，一手提着棉袍的下幅，还掉过头看后面，圆圆的脸冻得通红，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。
　　在后面走的弟弟是一个有同样身材、穿同样服装的青年。他的年纪稍微轻一点，脸也瘦些，但是一双眼睛非常明亮。“不要紧，就快到了。……二哥，今天练习的成绩算你最好，英文说得自然，流利。你扮李医生，很不错，”他用热烈的语调说，马上加快了脚步，水泥又溅到他的裤脚上面。“这没有什么，不过我的胆子大一点，”哥哥高觉民带笑地说，便停了脚步，让弟弟高觉慧走到他旁边。“你的胆子太小了，你扮‘黑狗’简直不像。你昨天不是把那几句话背得很熟吗？怎么上台去就背不出来了。要不是朱先生提醒你，恐怕你还背不完嘞！”哥哥温和地说着，没有一点责备的口气。觉慧脸红了。他着急地说：“不晓得什么缘故，我一上讲台心就慌了。好像有好多人的眼光在看我，我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说出来……”一阵风把他手里的伞吹得旋转起来，他连忙闭上嘴，用力捏紧伞柄。这一阵风马上就过去了。路中间已经堆积了落下来未融化的雪，望过去，白皑皑的，上面留着重重叠叠的新旧脚迹，常常是一步踏在一步上面，新的掩盖了旧的。
　　“我恨不得把全篇的话一字不遗漏地背了出来，”觉慧用刚才中断了的话接着说下去；“可是一开口，什么话都忘掉了，连平日记得最熟的几句，这时候也记不起来。一定要等朱先生提一两个字，我才可以说下去。不晓得将来正式上演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这样。要是那时候也是跟现在一样地说不出，那才丢脸嘞！”孩子似的天真的脸上现出了严肃的表情。脚步踏在雪地上，软软的，发出轻松的叫声。
　　“三弟，你不要怕，”觉民安慰道，“再练习两三次，你就会记得很熟的。你只管放胆地去做。……老实说，朱先生把《宝岛》改编成剧本，就编得不好，演出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成绩。”
　　觉慧不作声了。他感激哥哥的友爱。他在想要怎样才能够把那一幕戏演得好，博得来宾和同学们的称赞，讨得哥哥的欢喜。他这样想着，过了好些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渐渐地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境界。忽然他眼前的一切全改变了。在前面就是那个称为“彭保大将”的旅馆，他的老朋友毕尔就住在那里。他，有着江湖气质的“黑狗”，在失去了两根手指、经历了许多变故以后，终于找到了毕尔的踪迹，他心里交织着复仇的欢喜和莫名的恐怖。他盘算着，怎样去见毕尔，对他说些什么话，又如何责备他弃信背盟隐匿宝藏，失了江湖上的信义。这样想着，平时记熟了的剧本中的英语便自然地涌到脑子里来了。他醒悟似地欢叫起来：“二哥，我懂得了！”觉民惊讶地看他一眼，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你这样高兴！”
　　“二哥，我现在才晓得演戏的奥妙了，”觉慧带着幼稚的得意的笑容说。“我想着，仿佛我自己就是‘黑狗’一样，于是话自然地流露了出来，并不要我费力思索。”
　　“对的，演戏正是要这样，”觉民微笑地说。“你既然明白了这一层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……现在雪很小了，把伞收起来罢。刮着这样的风，打伞很吃力。”他便抖落了伞上的雪，收了伞。觉慧也把伞收起了。两个人并排走着，伞架在肩上，身子靠得很近。
　　雪已经住了，风也渐渐地减轻了它的威势。墙头和屋顶上都积了很厚的雪，在灰暗的暮色里闪闪地发亮。几家灯烛辉煌的店铺夹杂在黑漆大门的公馆中间，点缀了这条寂寞的街道，在这寒冷的冬日的傍晚，多少散布了一点温暖与光明。
　　“三弟，你觉得冷吗？”觉民忽然关心地问。
　　“不，我很暖和，在路上谈着话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”
　　“那么，你为什么发抖？”
　　“因为我很激动。我激动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我总是发抖，我的心跳得厉害。我想到演戏的事情，我就紧张。老实说，我很希望成功。二哥，你不笑我幼稚吗？”觉慧说着，掉过头去望了觉民一眼。
　　“三弟，”觉民同情地对觉慧说。“不，一点也不。我也是这样。我也很希望成功。我们都是一样。所以在课堂上先生的称赞，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不论哪一个听到也会高兴。”
　　“对，你说得不错，”弟弟的身子更挨近了哥哥的，两个人一块儿向前走着，忘却了寒冷，忘却了风雪，忘却了夜。
　　“二哥，你真好，”觉慧望着觉民的脸，露出天真的微笑。觉民也掉过头看觉慧的发光的眼睛，微笑一下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你也好。”过后，他又向四周一望，知道就要到家了，便说：“三弟，快走，转弯就到家了。”
　　觉慧点了点头，于是两个人加速了脚步，一转眼就走入了一条更清静的街道。
　　街灯已经燃起来了，方形的玻璃罩子里，清油灯的光在寒风中显得更孤寂，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雪地上。街中寥寥的几个行人匆忙地走着：留了一些脚印在雪上，就默默地消失了。深深的脚迹疲倦地睡在那里，也不想动一动，直到新的脚来压在它们的身上，它们才发出一阵低微的叹声，被压碎成了奇怪的形状，于是在这一白无际的长街上，不再有清清楚楚的脚印了，在那里只有大的和小的黑洞。
　　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。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。门开着，好像一只怪兽的大口。里面是一个黑洞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，谁也望不见。每个公馆都经过了相当长的年代，或是更换了几个姓。每一个公馆都有它自己的秘密。大门上的黑漆脱落了，又涂上新的，虽然经过了这些改变，可是它们的秘密依旧不让外面的人知道。走到了这条街的中段，在一所更大的公馆的门前，弟兄两个站住了。他们把皮鞋在石阶上擦了几下，抖了抖身上的雪水，便提着伞大步走了进去。他们的脚步声很快地消失在黑洞里面。门前又恢复了先前的静寂。这所公馆和别的公馆一样，门口也有一对石狮子，屋檐下也挂着一对大的红纸灯笼，只是门前台阶下多一对长方形大石缸，门墙上挂着一副木对联，红漆底子上现出八个隶书黑字：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。”两扇大门开在里面，门上各站了一位手执大刀的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。


第二章

　　风止了，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冷。夜来了，它却没有带来黑暗。上面是灰色的天空，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。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。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，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，枝上积了雪。
　　觉民在前面走，刚刚走上左边厢房的一级石阶，正要跨过门槛进去，一个少女的声音在左上房窗下叫起来：“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们回来得正好。刚刚在吃饭。请你们快点去，里头还有客人。”说话的婢女鸣凤，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，脑后垂着一根发辫，一件蓝布棉袄裹着她的苗条的身子。瓜子形的脸庞也还丰润，在她带笑说话的时候，脸颊上现出两个酒窝。她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天真地看他们。觉慧在后面对她笑了一笑。
　　“好，我们放了伞就来，”觉民高声答道，并不看她一眼就大步跨进门槛去了。
　　“鸣凤，什么客？”觉慧也踏上了石阶站在门槛上问。“姑太太和琴小姐。快点去罢，”她说了便转身向上房走去。
　　觉慧望着她的背影笑了一笑，他看见她的背影在上房门里消失了，才走进自己的房间。觉民正从房里走出来，便说：“你在跟鸣凤说些什么？快点去吃饭，再晏点恐怕饭都吃完了。”觉民说毕就往外面走。
　　“好，我就这样跟你去罢，好在我的衣服还没有打湿，不必换它了，”觉慧回答道，他就把伞丢在地板上，马上走了出来。
　　“你总是这样不爱收拾，屡次说你，你总不听。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！”觉民抱怨道，但是他的脸上还带着笑容。他又回转身走进房去拾起了伞，把它张开，小心地放在地板上。
　　“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觉慧在门口看着他做这一切，带笑地说，“我的性情永远是这样。可笑你催我快，结果反而是你耽搁时间。”
　　“你总是嘴硬，我说不过你！”觉民笑了笑，就往前走了。觉慧依旧带笑地跟着他的哥哥走。他的脑海里现出来一个少女的影子，但是马上又消失了，因为他走进了上房，在他的眼前又换了新的景象。
　　围着一张方桌坐了六个人，上面坐着他的继母周氏和姑母张太太，左边坐着张家的琴表姐和嫂嫂李瑞珏，下面坐着大哥觉新和妹妹淑华，右边的两个位子空着。他和觉民向姑母行了礼，又招呼了琴，便在那两个空位子上坐下。女佣张嫂连忙盛了两碗饭来。
　　“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？要不是姑妈来玩，我们早吃过饭了，”周氏端着碗温和地说。
　　“今天下午朱先生教我们练习演戏，所以到这个时候才回来，”觉民答道。
　　“刚才还下大雪，外面想必很冷，你们坐轿子回来的吗？”张太太半关心、半客气地问道。
　　“不，我们走路回来的，我们从来不坐轿子！”觉慧听见说坐轿子，就着急地说。
　　“三弟素来害怕人说他坐轿子，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，”觉新笑着解释道；众人都笑了。
　　“外面并不太冷。风已经住了。我们一路上谈着话，倒也很舒服，”觉民客气地回答姑母的问话。
　　“二表哥，你们刚才说演戏，就是预备开游艺会的时候演的吗？你们学堂里的游艺会什么时候开？”琴向觉民问道。琴和觉民同年，只是比他小几个月，所以叫他做表哥。琴是小名。她的姓名是张蕴华。在高家人们都喜欢叫她做“琴”。她是高家的亲戚里面最美丽、最活泼的姑娘，现在是省立一女师三年级的走读生。
　　“大概在明年春天，下学期开始的时候。这学期就只有一个多礼拜的课了。琴妹，你们学堂什么时候放假？”觉民问道。“我们学堂上个礼拜就放假了。说是经费缺少，所以早点放学，”琴回答道，她已经放下了饭碗。
　　“现在教育经费都被挪去充作军费用掉了。每个学堂都是一样地穷。不过我们学堂不同一点，因为我们校长跟外国教员订了约，不管上课不上课，总是照约付薪水，多上几天课倒便宜些。……据说校长跟督军有点关系，所以拿钱要方便一点，”觉民解释说。他也放下了碗筷，鸣凤便绞了一张脸帕给他送过来。
　　“这倒好，只要有书读，别的且不管，”觉新在旁边插嘴道。
　　“我忘了，他们进的是什么学堂？”张太太忽然这样地问琴。
　　“妈的记性真不好，”琴带笑答道，“他们进的是外国语专门学校。我早就告诉过妈了。”
　　“你说得不错。我现在老了，记性坏了，今天打牌有一次连和也忘记了，”张太太带笑地说。
　　这时大家都已放下了碗，脸也揩过了。周氏便对张太太说：“大妹，还是到我屋里去坐罢，”于是推开椅子站起来。众人也一齐站起，向旁边那间屋子走去。
　　琴走在后面，觉民走到她的旁边低声对她说：“琴妹，我们学堂明年暑假要招收女生。”
　　她惊喜地回过头，脸上充满光辉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发光地盯着他的脸，好像得到了一个大喜讯似的。
　　“真的？”她问道，还带了一点不相信的样子。她疑心他在跟她开玩笑。
　　“当然是真的。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？”觉民正经地说，又回头看一眼站在旁边的觉慧，加了一句：“你不相信，可以问三弟。”
　　“我并没有说不相信你，不过这个好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”琴兴奋地含笑说。
　　“事情倒是有的，不过能不能实行还是问题，”觉慧在旁边接口说。“我们四川社会里卫道的人太多了。他们的势力还很大。他们一定会反对。男女同校，他们一辈子连做梦都不曾梦到！”他说着，现出愤慨的样子。
　　“这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！只要我们校长下了决心就行了，”觉民说，“我们校长说过，假使没有女学生报名投考，他就叫他的太太第一个报名。”
　　“不，我第一个去报名！”琴好像被一个伟大的理想鼓舞着，她热烈地说。
　　“琴儿，你为什么不进来？你们站在门口说些什么？”张太太在里面唤道。
　　“你去对姑妈说，你到我们屋里去耍，我把这件事情详细告诉你，”觉民小声怂恿琴道。
　　琴默默地点一下头，就向着她的母亲那边走去，在母亲的耳边说了两三句话，张太太笑了一笑说道：“好，可是不要耽搁久了。”琴点点头，向着觉民弟兄走来，又和他们一路走出了上房。她刚走出门，便听见麻将牌在桌子上磨擦的声音。她知道她的母亲至少还要打四圈麻将。

http://small.myrice.com/wenzhang/home/index.html